孙小果案判死，是2019年最后的一个法治热点。云南省高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20多年来，孙小果多次犯罪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惩处，相关犯罪事实以及司法腐败情节触目惊心，严重挑战社会公众及法律的底线，社会各界高度关切，对事实真相拭目以待。
提及司法腐败，让我想起了曾经调查过的一起法官向毒贩家属索要100万元保命的案子。巧合的是，事件发生地也是在云南。尽管是几年前的事了，但放在今天来看，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那是2013年，我刚从黔中早报转投贵州都市报，做夜班编辑，偶尔做一些深度调查。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朋友龙光洪电话我，云南曲靖中院法官在审理毒贩中，向家属索要100万，交钱判死缓，不给死刑。
这条线索就算是在今天，依然劲爆。但对一家不做国内调查的地方都市类报纸来说，做这种报道，需要足够的勇气，派记者去现场更是一种冒险。
好在毒贩是贵州人，贵州的媒体介入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经过领导反复权衡，决定做。10月13日，我，摄影记者赵俊霞，律师龙光洪，一起坐绿皮火车到宣威。
我们在火车上一起玩扑克牌，斗地主，然后见了毒贩的妻子黄仁平。她面容憔悴，给我们介绍情况时，几度哽咽，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黄仁平最后一次见老公姬勇，是2011年3月6日。这天下午5点左右，夫妇俩在昆明市盘龙区龙头街农贸市场卖菜，姬勇丢下一句「现在没事做，我出去转哈，看能不能跑趟吧（黑车）。如果跑不着，就回来吃晚饭。」
姬勇膝下有一女两男，平时除了和妻子卖菜，有空就出去跑黑车补贴家用。
姬勇走后没多久，黄仁平收摊回家。当天生意不错，回家前，她特意买了一斤排骨和两斤白萝卜，给孩子们准备晚餐。
这天是星期天，孩子们都呆在家。小儿子说想吃炒菜，黄仁平就给孩子们炒了一个洋芋。
招呼孩子们睡下，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但姬勇还没有回来。
黄仁平给姬勇打电话，接不通。「不会出什么事吧。」她接着打了几个，还是没有接通。
黄仁平在焦急中度过了漫长一夜。自从17岁嫁给姬勇，15年来，她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失去姬勇的音讯。她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兆：「会不会出车祸了？」
她打开电视，收看新闻，但没有看到与老公有关的信息。二哥黄仁贵认识一位律师，便让他请律师帮忙查。律师回复说，姬勇在宣威被抓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非法营运被运管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毒品的事被抓的。」黄仁平说。
宣威市公安局警务站民警李剑，是抓获姬勇的民警之一。3月6日，他和教导员瞿国虎、协勤王玉虎、代津京、马开通、张荣沛、沈立所、曾媛，在宣天（宣威至天生桥）路高坡顶查缉。
晚上9点10分左右，一辆车牌为云A6W972的五菱面包车，从曲靖方向驶入查缉点。查缉人员示意停车检查，驾驶员发现警察查车后突然原地调头朝曲靖方向逃窜。王玉虎、代津京驱车追缉，追到宣天路永安段附近砖厂时，驾驶员弃车带一挎包朝砖厂方向逃跑，逃跑中将包丢弃。
王玉虎、代津京在砖厂将驾驶员姬勇抓获。代津京并将其丢弃的包找到，为一黑色挎包。在警务站通过检查姬勇丢弃的黑色挎包，发现包内装满塑料袋包裹的毒品可疑物。
经检验，塑料包裹内的毒品可疑物为海洛因，净重4941克。
姬勇被抓获后，向公安机关作了多次供述。其中，2011年3月6日晚9点40分，在宣威市公安局高坡顶警务站，姬勇供述：遇民警示意停车接受检查时，因酒后驾车，驾驶证未检，所以就调头跑，但没有带违禁物品，未弃车逃跑，也没有包，下车撒尿就被抓获。
在随后的供述中，姬勇均提到酒驾二字，但在后面供述时，姬勇称3月6日下午5时许，一个贵州口音的男子在昆明北站租他的车到宣威板桥，到宣威高坡顶时，租车男子看到警察查车就叫调头。调头后朝曲靖方向跑了100米左右，租车男子就跳车跑掉，他开车跑了2.5公里左右后，就停车挎着包包朝公路右边跑，跑到一个砖厂门口时就将包包丢弃，钻过砖窑后就被抓获，警察接着找到丢弃的包包。
姬勇供述中还提到，贵州口音男子跳车后，他感觉不对劲，后发现车的中排有一个包，摸摸是毒品，怕说不清楚，所以才逃跑并将包包丢弃。
法官索要100万2011年11月2日，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1月16日，曲靖中院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当天，姬勇家属了解到公诉机关指控姬勇犯运输毒品罪。
「如果这个罪名成立，有好严重？」姬勇的二舅子（黄仁平的二哥）黄仁贵，第一时间咨询辩护律师邵芳。
邵芳告诉黄仁贵，她去法院打听下再说。过了几天，黄仁贵接到邵芳的电话，说事情有点严重，如果不交罚金要判死刑。
「要交多少？」黄仁贵问，邵芳回答需要向法院打听一下再说。后来黄仁贵从邵那里听说，最低要求是交100万，才判死缓。
黄仁贵说数额太大，借不到。
「邵芳把法官的电话给我，让我跟他们谈。」黄仁贵说，邵芳告诉他法官叫何林。
黄仁贵说，何林在电话里告诉他，交100万，就可以判死缓，如果不交，就判死刑。
姬勇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兄弟两个妹妹，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家里就穷，16岁出门打工，后来在昆明卖菜，积攒了一些钱，2008年回家，四兄弟商量，每人出了几万块钱，在老家织金县金龙乡修了一栋300多平米的平房。
为了保大哥命，姬勇的3个兄弟同意拿房子抵押借钱。
黄仁平向亲戚朋友借钱打的欠条
黄仁贵说，听说出了事，大家都愿意把钱借给我妹（指黄仁平）。
黄仁平事后回忆，当时家里的亲戚都说，只要能保住姬勇的命，砸锅卖铁都要交。
亲戚们的话让黄仁平很感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凑足100万。
「先打60万再说。」法官何林让黄仁贵把借到的钱，打到刘斌法官的账上。他按照法官何林提供的银行账号，把60万打到刘斌的账户。
事隔两天，黄仁贵接到何林电话，「还是不行，必须交足100万。」
姬勇家属在6日内，紧急筹借到40万元，打进刘斌的银行账户。
经调查核实，黄仁贵两次打款的时间分别是：2011年12月6日和2011年12月12日，存入账号为5322014100100000078459，打款数额分别为60万和40万，户名（收款人）均是刘斌。
刘斌是姬勇案的代理审判员，何林是姬勇案的审判长。
判死缓检院抗诉家属交完钱的第二天，曲靖中院的刑事判决书就下来了，姬勇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家属交纳的100万元罚金，判决书上只字未提。
判决后，曲靖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上述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对姬勇定罪正确，但量刑畸轻。理由是姬勇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罪行极其严重，在民警查处过程中，拒不配合，驾车逃离，后又弃车携带毒品逃跑，并在逃跑过程中将毒品丢弃；抗拒抓捕，将抓捕的两名协警打成轻微伤。姬勇在侦查、审查起诉，直到庭审中，拒不供认其罪行，毫无悔罪表现，因此不具备任何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根据《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1项规定，应当对姬勇判处死刑。
6天后，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向曲靖市中院提出抗诉。2012年8月14日，云南省高院开庭审理此案，撤销了曲靖市中院对姬勇的量刑，判处姬勇死刑，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黄仁贵说，二审庭审现场，法官当场向家属核实，为什么要交100万保姬勇的命。家属回答是法官让交的，并将借据当庭提交。但和一审判决书一样，二审判决书上同样没有提及家属交纳的这100万元。
2013年10月14日，我们来到曲靖市中院采访有关姬勇案事宜。负责接待的是该院新闻中心的一位欧（音）姓工作人员。
「收罚金，不违法。」欧说，毒品案子，法律规定，被告交纳罚金，可以从轻或减轻判刑。在这起案件上，不存在违法违纪。据欧透露，姬勇案会在近期恢复执行。
当我提及审判长何林向被告家属收取100万罚金，由死刑变成死缓时，被欧当场否定。
「绝对不可能有交100万就判死缓，不交判死刑的情况。」欧说，更不会存在法官主动让被告家属交罚金保命
我向欧核实，姬勇家属交纳的100万罚金，是以法院的名义，还是法官的名义？
「关于这100万的事，我就不清楚了，需要请示领导。」随后，欧离开办公室，回来后说，「领导说，案子还没有终结，不适合接受采访。」
不过，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为方便办案当事人转账转款，以前各部门确实存在个人账户，但这些钱最终都要转到法院统一账户，「不过2011年清理整顿后，就不存在部门账户了。」
核准死刑法官退钱何林有无说过交100万判死缓，不交判死刑？
在家属提供的3份录音通话里，何林提到「这个说清楚的了，判死刑我们要退你们的，不得说的，你不联系，我会联系你的；这个案子是暂收款，就像我以前跟你（黄仁贵）说的，因为当时不好确定，如果判了死立刑（死刑立即执行）我们要退你这个钱，如果维持我们判的死缓，这个钱我们是要没收掉的。」
2013年9月13日上午8时49分，黄仁贵拨打何林办公室电话，称已问最高人民法院说已结案，核准姬勇死刑，要求退钱。
月27日，时隔近2年，姬勇的妻子黄仁平收到100万元退款，在最高院核准姬勇死刑后。
黄仁平拿着向法院交钱的收据和退款条
这张100万元的银行进账单上，出票人的名称是：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曲靖市涉诉特困群众执行救助领导小组，金额是100万元，上面有「退没收财产款」字样。
曲靖市中院是否有这个救助领导小组？曲靖中院新闻中心的欧姓工作人员说：「应该是法院的吧。」
「关于法官收钱的事情，我要请示领导，看接不接受你们采访。」欧离开办公室，回来后说，「领导说，案子还没有终结，不适合接受采访。」
2013年10月14日下午3点14，我拨打何林办公室电话，一男姓人员说何林不在，并说姬勇案子已结，有什么事找单位，随后挂断了电话。再拨打，均无人接听。
随后，我们来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检察院，负责接待的人员让留下联系方式，称汇报后联系，但一直未接到电话。
10月15日晚9:26，我拨打姬勇一二审辩护律师邵芳的电话，对方称自己在外地出差。她不知道家属交100万的事，也没有参与。
「家属交的100万我不清楚，是他们自己联系的，钱也不是我交的。」邵芳说。
直到现在，黄仁平仍然不相信老公姬勇会跟毒品染边。得知二审改判死刑后，她到宣威市看守所会见老公。
「他说，是我们交的100万害了他，让他背了这个罪名，口供也是被逼供的，要我帮他喊冤。」黄仁平说，她大字不识几个，还拖着3个孩子，不知道到哪儿去为夫喊冤。
在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对姬勇的一次讯问笔录上，讯问人朱娉婷、桂艳萍问：公安人员对你进行讯问时，是否打骂过你？姬勇回答：公安打过我，在禁毒队办公室打，名字不认识，用手铐、铁链子铐着我，我身上有好几处伤。
另外，姬勇在一份自书材料中称，在派出所民警虐待了他两天两夜，不给水喝、不给上厕所，脱光衣服和鞋子，打他头、脚、手，两天没有睡觉，生不如死，民警拿来很多材料让他签字，他不清楚上面的内容，后来庭审后才知道，内容与他说的有很大出入。
没出事前，姬勇夫妇就在昆明的这个菜场卖菜
黄仁平再次来到菜场，很多菜场的人都认识她
死刑被叫停
龙光洪接手这个案件后，先后5次到云南省相关部门了解案情。他发现，姬勇案存在严重重口供轻证据、利用警方证人证明案件事实的缺陷，如案发当天，案发点有多达8人值班，但仅有2名协勤（王玉虎、代津京）证实姬勇有运输毒品的嫌疑。
龙光洪说，姬勇案的侦查程序存在严重违法，应当适用传唤、拘传、刑事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而不得适用继续盘问。
《刑诉法》第53条、《人民警察法》第9条和《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9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对被害人、证人控告或者指认其有犯罪行为的、有现场作案嫌疑、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携带的物品可能是违反治安管理或者犯罪的赃物的，人民警察可以将嫌疑人带回公安机关继续盘问，但对明知其所涉案件已经作为治安案件受理或者已经立为刑事案件的，不得适用继续盘问。
姬勇的刑事立案时间为2011年3月7日，但对姬勇的继续盘问时间却持续到3月8日。
「为什么要超限盘问，显然是为了获取姬勇的口供不择手段。」龙光洪说，而且继续盘问审批意见均是先盖章后填写意见，存在虚假的可能。同时，协警王玉虎、代津京证言与姬勇有罪供述一致，无法排除诱供、逼供、虚假供述。
另外，在二审过程中，家属交纳100万元巨额罚金这一事实，足以干扰二审法官的判断。虽然是亲属四处借贷，并将所有借据提交给二审法院，但仍然足以妨碍法官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评判，比如假定被告人没有毒品犯罪行为，家属如何有巨额罚金和甘心交纳。
2013年8月15日，龙光洪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曲靖市中院法官何林向被告家属索贿100万的行为。8月26日，龙光洪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实名举报。9月5日，最高检回复反映问题已转交云南省检察院处理。
9月27日，龙光洪向曲靖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死刑叫停申请时，被告知姬勇的死刑已被暂缓执行。
10月14日上午，我们向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证实，法官何林收取100万罚金一事，他们正在调查，目前不接受采访。
「如果被告被判并处罚金，前提也必须是判决书下来以后，否则被告或家属怎么知道要交多少罚金?」曲靖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林副局长说，如果判决书没下前要求被告家属交纳罚金，肯定违法。
曲靖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负责监狱、刑罚执行监督）的张副检察长说，最高法院核准姬勇死刑后，他们接到一些反映的问题，决定对姬勇的死刑实行暂缓执行，等调查清楚了再执行。
「按照法律规定，一旦有法官索贿的现象，案件应当重新审判。」龙光洪说。
遗憾的是，姬勇案并没有重新开庭。黄仁平离开昆明，回老家织金，孩子们一直问爸爸去哪点了，黄仁平骗他们说去湖南帮人开货车。
「你们好好读书，考上大学爸爸就回来了。」她告诉孩子们。
这篇新闻刊发在2013年10月29日的贵州都市报，没有上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报纸才能看到这件事。至于不上网的原因嘛，不说大家应该也懂。
2019年12月24日，律师龙光洪告诉我，姬勇的死刑判决已执行。
发表于 2020-1-4 14: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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